目前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对行政区划改革与遗产保护这两大问题各自领域的研究较为重视，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将二者结合，即或从行政区划调整对遗产保护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的角度，或反过来，从为了推进遗产保护事业而反思我们当前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其有无阻碍的角度，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觉尚少。有些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没有专门进行深入剖析，更无系统的论述。

从实践方面而言，将行政区划调整与遗产保护和利用挂钩是始于“遗产旅游”的出现。随着遗产保护思潮的兴起，遗产旅游也迅速成为旅游活动中最具魅力、最有生命力的形式之一。在国外，是先有遗产保护，再随之兴起遗产旅游；但在中国，却是先利用这些遗产资源搞起旅游活动，再发现遗产的重要经济价值，再认识到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利用遗产资源，通过申报世界遗产提高知名度，就成为各地的普遍做法。同时，不少地方又进而通过将遗产利用与行政区划的调整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该地的知名度；其中，以改名，即选择区内自认为最具知名度和吸引力的遗产（包括自然景观、文化遗存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来命名政区最为普遍。

理论上，随着前述实践的发展和问题的出现，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对遗产保护的影响，学术界近期开始略有涉及，但角度还较为狭窄。徐嵩龄直接分析过中国的遗产原真性在旅游中的受损等问题，涉及到政区调整对遗产保护及遗产原真性的影响，但不是从行政区划角度的专门分析，仅是作为影响的一个方面提及。张朝枝在以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为例探讨“旅游与遗产保护”关系时，论及了行政区划调整对该遗产地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而导致的治理失效的问题。但行政区划调整仅作为一个背景因素，未详细阐发。其他学者的研究，则多限于具体区划调整的个案效果分析，一方面集中在政区名称改变的影响上，如朱昌春、许宗元等对黄山等的分析，柴海燕则对风景旅游城市地名变更现象进行了系统审视，该方面研究多认为弊多利少；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从旅游方面的效果来分析区划调整的影响，如张建强调了区域旅游合作开发中要重视行政区划因素，余凤龙、陆林等在对江西井冈山市与黄山市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效应，郝革宗以桂林市、桂林地区合并为例，分析了行政区划变更对旅游业的影响，鲁明勇等则提出基于旅游效应的湘西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路等，这一角度的研究主要持正面看法，认为利弊皆有，但以利为主。总体来看，由于缺乏全面分析现行区划制度和实施方式对遗产保护的影响，使得前述结论或不太全面和系统，或失之偏颇。

同时，目前的研究，还多是仅就具体区划调整的影响来进行分析，没有深入揭示体制、制度性方面的因素。此外，也多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县级政区及以上的政区调整，对更多的、影响更深远的县级政区以下的遗产，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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