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最早出现在《素问·本病论》中的“温疫”，而“瘟疫”一词始写于魏晋。经历新冠疫情让我们知道了防疫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好奇瘟疫在古代的影响如何？没有完善医学体系的先民们该如何应对呢？

根据历史的记载，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瘟疫发生次数多如牛毛，而这些瘟疫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夺走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曹操有一篇诗文名为《蒿里行》，诗中所写使人读来都后背发凉，白骨无人收，千里土地感受不到一丝生气，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会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断肠。

这场大瘟疫于东汉末年爆发，据记载，对其病的描述为：通过动物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来势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常常会因高热而气喘，最后导致死亡；有些患者身上还出现血斑淤块，望之生畏。

公元年，医圣张仲景在亲历瘟疫后写下《伤寒杂病论》，在这本书中留下了许多治疗传染病及其他疾病的处方，譬如白虎汤，可以用来治乙型脑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可以用来治疗肺炎；乌梅丸，可以用来治疗胆道蛔虫如此等等。

那个时候他回忆疫情时，家族人口多达余人，却在不到十年的疫情影响下，一大半的人被瘟疫夺走生命，其中因为伤寒丢掉性命的人占到了十分之七。当时东汉末期的洛阳，瘟疫无情的带走了一半人的生命。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四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因这场瘟疫不幸丧命。曹丕后来忆起旧友时亦感到万分伤感：年纪轻轻的就丢了性命。

公元年，曹植所写的《说疫气》，用现代语言理解为：家家都有人因为瘟疫去世，每天都有吊唁哀号不断，有的一家人都未曾因此幸免，有的甚至搭上全族的性命。百姓一度认为瘟疫不过是鬼神用来惩罚人的手段。虽说把瘟疫归为鬼神恶果有些许愚昧无知，但是诗中描绘的人间现实却让人感受到古时人们面对疫情的绝望与无助。

据记载，瘟疫爆发前的公元年，东汉时期全国人口为万，而在瘟疫不间断地“摧残”下，“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出自《晋书》，公元年，洛阳发生的瘟疫使得人口急剧减少。东汉的首都都是如此，何况全国各地。公元年，全国人口降到余万，一百多年瘟疫就带走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三国末期的人口已经只有汉代的十分之一不到，可见瘟疫所带来的损失触目惊心。虽说末期动荡不安，战争不断，因战争丧命的人不在少数，但因瘟疫而失去生命的人要比战争带走的多得多。瘟疫之酷于战争，可见一斑。而这场带来空前灾难的大瘟疫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操“赤壁之战”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染病或者说瘟疫，使得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三国中的名将周瑜、吕蒙都因传染病而丢了性命，对东吴来说是不小的影响。看来，在一定程度上瘟疫也影响着战争的走向。此后的宋金元朝都曾吃过瘟疫的苦。

正所谓大灾后必有大疫，在经历一个气候寒冷期过后，农业歉收，使本来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随后的农民起义，大规模的瘟疫在明朝末年传播开来，这场大瘟疫有可能造成了上百万人口的死亡，而且成为明朝的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人们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慌与惧怕就开始浮出。想起王桀的《七哀》里有这样一句话：“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出门连一个生人都见不到，放眼望去平原上处处白骨，瘟疫过后留下的场景是恐怖的，过了许久后再回头看长安时，所念亲人及朋友早已下了黄泉不复相见，想着这心肝就疼痛得厉害。

古代人们如何应对瘟疫？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先民们受阻于未健全的卫生保证、无专业的医护安排、较差的通知渠道，以上对于瘟疫的防护控制及对病人的治疗都不太友好。那我们的先民该如何应对瘟疫的传播与扩散呢？用怎样方法？效果如何？

培养民众自我隔离的意识

瘟疫这样的流行病的防治，最基本的就是阻碍其继续在人群中扩散下去。就如我们之前经历的疫情严重期，每个人自觉在家进行隔离。其实很早之前这种方法就出现过，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之前。

《黄帝内经》中的《刺法论》一章中，对“隔离”这个展开了讨论，提到在发生瘟疫的时候，除了加强自己的锻炼，最重要的就是尽量少出家门，减少次数。而在《易经》中也给出“不出户庭，无咎”，不出自己的家门，并无过错。虽然具体原因没有给明，但至少对人们隔离意识的增强有一定影响及作用。

在此意识的影响下，隔离的重要性在民众的心里扎根。如在西晋时期明确规定，出现瘟疫时，若官员家有三人以上患病，而官员无事，那百日不可入宫，对待百姓亦是如此重视。汉代后，大瘟疫来临时，国家会安排官员去处理，一般于城中设立避所，安排病患入住，是中国最早的隔离治疗。

至宋代，跟着国家发展的脚步，所属医疗体系也愈发完善起来。病坊在每个城镇中都有设立，目的就是接纳有传染病的病患，会安排专业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治疗。至清朝时期，天花是最具危险的传染病，而“避痘所”就是官府对症下药而专门设立的。当时清朝统治者强调，在天花瘟疫面前，以防疫隔离为第一要务，如果出现有违礼制的防疫措施，那么暂且以防疫为先，暂时性的忽略礼制要求。

在现实防疫的过程中措施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医的隔离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清朝医学家熊立品所著《治疫全书》有“四不”，用现代语言去理解就是不靠近患病之人；不靠近死者之身；不吃病患家里留菜；不捡死者所弃衣物。

对病患源头进行控制

古言：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因自然灾害或战争过后死掉的人，并不会有专门的清理，导致死者身上产生的细菌无法消除，将慢慢传播给周围的居民，这就是瘟疫的起源。如隋唐乱世的时候，战事不断，而后战场上士兵尸体无人处理，由此引发的瘟疫带来的危害极大。在贞观年间还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瘟疫，还有期间大大小小的瘟疫也使统治者不堪其扰。

为了缓解瘟疫的发生，统治者下令各地区官府对无人认领处理的尸体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掩埋。因为灾害战争带走的人数不胜数，掩埋的工作耗时几年才完成。虽然耗时长却收效很好。

在唐后来的统治中很少见到瘟疫的影子，这种方法也被后世借鉴，成为了中国防治瘟疫的常规方法。而且在发生瘟疫的时候，古人会先放下传统的厚葬习俗，主动销毁逝者及逝者所有物，这也对病患源头及进一步扩散进行了控制，对降低传染速度有着明显的作用。

除了源头控制，中国明代医生吴又可还提出了“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的理论，认为病患源头及瘟疫发生所处地的环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提醒人与人要保持距离。这也为防疫带来了帮助。

重视医生在防疫中的作用

医生以救死扶伤总是冲在防疫的第一线。

在中国古代，因瘟疫而闻名的医生有许多。张仲景是其中一位，在前文中有提到他的经历。因瘟疫而见证生死的他，专心医术学习，在游历途中积累对瘟疫的见识，增长见识同时也收集对疫方法。潜心研究整理，而后编著了《伤寒杂病论》。使中医有了完整的对流行病、传染病的研究及治疗方法，对后世医学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孙思邈医术高超，因对药材有深入的研究，被尊称为“药王”。

但最让后人崇敬的，是他高尚的医德。在有了防治方法之后，中国古代的医生们受到孙思邈的影响，慢慢地把救治患者放在第一位，医生们的为人奉献至今都让人敬佩。

孙思邈为一代名医，声望也是极大的，但他选择融入百姓中。唐朝初年，曾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麻风传染，许多医生对病患敬而远之，怕传染到自己。而孙思邈年纪虽大却毅然扛起医生的职责，为麻风病人准备救治安身的地方，将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救治病患当中去。

有人问曾问其原因，孙思邈却说医生如果救人还要考虑到自己而放着病患不顾的话，这是有违医生身份与责任的。他的这句话与后世医生基本准则第一条相对应：坚持患者至上，给予患者充分尊重。

结语：

在中国古代，先民受限于当时的医学见识及社会发展水平，在预防、控制与阻止疫情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但是他们依旧用自己的智慧为防疫的预防及控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完善了相关的医学建构，形成自己的一套防疫方法。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借鉴之路。

首先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十分注意将患者与其他人进行隔离处理，防止病情的扩散，后来还有各种专门收治流行病患者的场所，这都是十分有效的手段。

与此同时，古人们还特别注意环境问题，会处理掉可能导致瘟疫的因素，比如古战场上堆积的尸体，这也是防治瘟疫的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在张仲景，孙思邈等名医的影响下，涌现了一批既有能力，又有担当的医生，感谢他们的奉献与付出，才让瘟疫在古代没有快速传播，大量百姓的健康得到了保证。

参考文献：《博物志》《五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