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前伤寒杂病论之流变

时间:2019-5-15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宋以前《伤寒杂病论》之流变

前言:学习一门学问之前,了解其背景知识,结合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等背景,能够更好深入理解此番学问,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目标,乃至能够更为客观地去学习,知晓其过人之处以及局限之处。因此,我们在学习《伤寒论》之时,了解其背景知识,应当是有所助益的。

仲景原书《伤寒杂病论》,因战乱自其成书之时其,便命运多舛,有赖于王叔和、孙思邈等医家的收集、编次、整理,乃至能够留存,不至亡佚。于宋时经林亿等人校注整理后刊刻发行,流传于世。故今人所用之《伤寒论》乃宋本《伤寒论》,宋以后诸医家对《伤寒论》的注解、发微皆以此为底本。

一、仲景其人

仲景名机,南阳郡人。但在南阳郡的具体哪个地方,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在湖北枣阳,有学者认为就是今河南南阳人。当然,目前学界对于后者较为信服。仲景生在东汉末年,具体生卒年月不可考。我们都知道东汉名医华佗在史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是有传的,但同为东汉名医的张仲景却没有被立传,实在是匪夷所思。生平事迹仅零星见于一些书籍中,考证仲景生平事迹确实难度颇大。仅见于一些医家的点滴记述,如王叔和《脉经》序中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记录了仲景见王仲宣“候色而验眉”的事迹,并接着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其后《抱朴子》《太平御览》也有散在记载。至北宋林亿在《校正伤寒论序》中说:“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唐代甘伯宗)《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其所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祥,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二、历史背景

在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已经提到他写书的缘由:1、士人多追逐名利,不尚医药,好医生太少。2、巫祝盛行,病者多信巫不信医。3、宗族人口在十年间死亡三分之二,伤寒病占据十分之七。

(1)医生的地位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仅能抄录流传,故其传播是非常有限,仅局限在上层阶级,底层人民想要接触这些知识是极为困难的,所以底层人民想要成为名医基本不可能,所以医学发展在仲景的时代其实是有赖于士大夫阶层的。那这样讲的话是否和仲景所提到的“士人追逐名利,不重医药。”的现象相违背。其实不然,这要从汉代的选官制度说起,汉代时行“察举制”,要“举孝廉”,孝是评判能否为官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之后,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之后,也大力提倡“孝治天下”。因此人们的父母生病,子不知医,可谓不孝。所以官僚们或多或少都要懂点医学,甚至一些官僚精通医学,这在南北朝时期是很明显的。但这样并不代表着这些士大夫因为自己学医就承认医生的地位了,实际上对行医救世是很鄙夷的。举个例子,南朝殷浩,官至扬州刺史,是当时清谈领袖,善经方。但他不肯为下级人员看病,一次他下属母亲病重,求其诊治,愣是叩头流血后才答应诊治,治好以后就把他写的方子给烧掉了,恐怕他人以医家视之,说明当时的士大夫学医,为己不为人的大有人在,从侧面也反映出当时医家的地位甚低。唐·韩愈在其名篇《师说》一文提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就看出在韩愈所处的那个年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不受重视,这种现象在唐宋以前是普遍存在的。

(2)巫祝疗病

关于医与巫的问题,比较复杂,也很难说清楚,所以就不具体展开了。关于医学的起源,我们的教科书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医巫同源”。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早期的医学发展过程中,医学和巫术实际上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先民们在长期与自然界的斗智斗勇中求生存、谋发展,势必会积累一些比较原始医学经验,比如外伤是最为直观的。但单纯的医学经验积累并不足以解决人们所产生的所有疾病,这时候神秘主义的东西势必需要加入。由于人们认知世界的局限性,在人类社会中诞生了祖先信仰、鬼神信仰等神秘主义,巫者也便随之诞生。早期的观念是“绝地天通”,天地是阻隔的,需要巫者充当沟通的媒介,而非后世的“天人相应”。巫者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医学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是其中有早期朴素的医学知识,也有神秘主义的渗入。对于疾病,疗效才是硬道理,神秘主义不可能解决一切疾患,还需医学的发展来担当重任,但巫医结合意味着巫术占据主要地位,阻碍医学的发展,所以医巫分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医与巫便开始了长期的分离斗争,这从《周礼·天官》的医师分科,秦医缓、和诊晋侯,扁鹊诊虢太子及其“六不治”(其间都有与“巫”的论争)可以看出此时期的医学已经开始向独立学科的方向前进,力图建立自身的独立性。但巫的因素依旧有一些保留在医学中,如早期出土医学文献中记载有大量的祝由方,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杂道方》是一本“咒禁”书,《内经》中的祝由术,唐太医署专门设置“咒禁科”,立咒禁博士,明十三科中有“祝由科”等,即便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在民间医学中,这种现象依旧存在。所以仲景时期民间用巫祝疗病也很正常,一者上层懂医学的士大夫不愿意为底层劳动人民疗病,民间又难以有好的医生诞生;二者底层劳动人民知识水平有限,民间的可以说是除了原始的医疗经验外再无其他的医疗资源,难以区分辨别。故而,仲景提及的巫祝治病在民间应当是普遍现象。

(3)伤寒的流行

我们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因为东汉末年战乱的缘故,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更加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仲景家族便是这场大型传染病流行的直接受害者,也是仲景作《伤寒杂病论》的直接原因。纵观中医学的发展史,理法方药的阐释、发挥往往伴随着当时疾病谱的变化,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服石”风气盛行,解散方书便大量出现;宋末因《局方》温燥药盛行,是刘完素创“寒凉派”的重要原因;明清传染病大流行,温病学派应运而生。

三、《伤寒杂病论》其书

(1)名字

《伤寒杂病论》其名现在还可见到《伤寒卒病论》,“卒”意为“突发”,确实解释的通,但我个人比较信服的一种解释是“卒”是“杂”的传抄讹误所致,原书只有一名叫做《伤寒杂病论》。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手抄本往往会有诸多的讹误,或抄错,或亡佚。“杂”繁体字作“雜”,我们会发现,繁体的左边部分和“卒”特像,所以我倾向于传抄讹误。

(2)学术渊源

《伤寒杂病论》序中说:“感往昔之沦丧,上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可见仲景是在参考上述古籍并结合自身临床写成的《伤寒杂病论》。其中《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已经失传,不可见其面貌。皇甫谧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其中伊尹《汤液经法》亦是失传不见。

这里要介绍一下秦汉时期医学的分类,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当时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大类。其中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房中八家,神仙十家,共计方技三十六家。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定义: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而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汤)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医经是理论性著作,经方是临床方书,房中乃是房中术,神仙乃是修炼养生之书,这四类这统归于方技,而方技是则医学的统称。由此可以看出仲景作《伤寒杂病论》所撰引的古医书乃是隶属于医经和经方,两者相结合,理法方药咸备,开后世之先河,被誉为“方书之祖”。但单从《伤寒杂病论》自身内容来看,将其归属“经方”一脉更为合适。

另外,我们会发现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提及了他写书的理论来源,却并未提及他的组方来源,仅皇甫谧记载“论广伊尹汤液”,但《汤液经法》已经失传不得见,所以我们从出土文献中找找线索。先看“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医简”的三则药方。

①《流沙坠简》

②《居延汉简》

③《武威医简》

20世纪上半叶,在甘肃北部、内蒙古额尔济纳旗东南发现一批简牍,因其在西汉叫“居延”,故被命名为“居延汉简”。甘肃武威在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了一批汉代医简,即“武威医简”。这里面命名最特殊的是《流沙坠简》,这是一部书的名字,作者是王国维、罗振玉,而并非是以发现地点命名的。

从上面三个药方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相似之处:首先都是“治伤寒方”,其次药物组成上十分相似,常用药物“乌喙、细辛、桂、术、蜀椒”等。与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常用药物可以说是一致的,可见汉代在治疗伤寒病的治法用药上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仲景方是有其组方用药的基础的,也是在前人的经验之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改良而成的。

(3)体例

《伤寒杂病论》原书共计16卷,但因战乱缘故,原书多有散佚。宋本《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除重复外,共计法,方。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为纲,确立脉证及方药。《金匮要略》全名《金匮要略方论》,全书共计三卷,25篇,方,以病证分篇,主要讲内、外、妇科杂病,主要以内科杂病为主。

四、《伤寒论》流变

《伤寒杂病论》原书共计16卷,但因战乱缘故,原书多有散佚。西晋王叔和重新搜集整理才得以保存。南北朝至隋唐散落各处难以得见,若存若亡,孙思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之叹。直到北宋经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校定,才有今传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者论伤寒,后者言杂病。《伤寒杂病论》原貌已经不得而知。

(1)王叔和与《伤寒论》

王叔和对《伤寒论》传世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王叔和与仲景生活的年代相去不远,所以王叔和是最有可能见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貌的人。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太平御览》卷引高湛载“张仲景方论三十六卷”。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散佚过程中,被王叔和搜集、整理、撰次,从原来的16卷变为36卷,且名字并不叫《伤寒杂病论》。

《隋书·经籍志·医方部》也无《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之名,只有《张仲景方十卷》”的记载,另见“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张仲景评病药方一卷,亡。”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卷数亦或是书名,皆有不同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战乱纷纷、动荡异常,也就是说即便是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进行了撰次整理,在其身后亦是命途多舛,若存若亡,相关记载留存的少之又少,想要系统梳理实在困难。

直到林亿等校正节度使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版本,以其为底本,校定为《伤寒论》十卷,发布刊行,《伤寒论》才开始广泛流传。至明·赵开美得一完本宋本《伤寒论》,再次进行刊刻发行,至此,后世所用之《伤寒论》皆为明·赵开美所刊刻之宋本《伤寒论》。

所以有些问题我们可能很难再去搞明白了,如王叔和撰次的仲景方书是否包括后世所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还是仅《伤寒论》相关内容也不得而知。

对于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后世的医家也产生过争议,称颂者如金·成无己:“仲景《伤寒论》得显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元末明初·王安道说:“叔和搜集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末大矣。”批评者如“错简重订派”的方有执、喻嘉言等认为王叔和撰次《伤寒论》错误甚多,不具备仲景书的本来面貌,主张重订。当然也还有竭力维护王叔和的“维护旧论派”认为王叔和撰次甚为精当,不当更改。其实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是对《伤寒论》学术体系的一种看法理解,百家争鸣,对于伤寒的研究是大有助益的。但若是偏执一点,而对其他论说全盘否定则大可不必。

总的来说,王叔和撰次仲景《伤寒杂病论》,使之不至于在战乱中亡佚,就其流传而言,实属功不可没。

(2)孙思邈和《伤寒论》

上文提及,在宋本《伤寒论》刊刻发行之前,《伤寒论》一直是处于若存若亡的状态下的。所以想要看到《伤寒论》原书是不容易的。孙思邈在编撰《备急千金要方》时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也就是说此时的他根本看不到《伤寒论》。直到他编撰《千金翼方》时,他才有机会看到散落民间的《伤寒论》原文,并将其整理收录书中,单独构成九、十二卷。但孙思邈整理的《伤寒论》条文体例与王叔和不同,用其自己的话说便是:“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也就是说孙思邈不按六经归类,而是按方证比附归类,并重视“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应用,经后世方有执、喻嘉言等人发挥形成“三纲鼎立”学说。

(3)林亿等校正《伤寒论》

详见宋本《伤寒论序》。

五、小结

《伤寒杂病论》自成书之日起,便因动荡的时局而艰难流传,但也正是这多舛的命运而显得其愈加珍贵,千百余年来,备受历代医家重视,足见其旺盛的生命力。仲景有感于当时社会医疗坏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作《伤寒杂病论》福泽后世。我等后辈学子在学习《伤寒论》之时亦当以仲景为榜样,勤求博采,圆机活法,不拘泥一家之言,师古而不泥,方可利己、利他、利众生。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医学史略》,范行准著。

2、《中医史》,李经纬著。

3、《中医文献学纲要》,张如青、唐耀、沈澍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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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冉哥

排版:曼朵朵

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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