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百年疫苗史，镜鉴察古今。

很难考证中国制作的第一支传统疫苗诞生在某年月日，只知年末至年初哈尔滨暴发鼠疫，总医官伍连德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曾制作疫苗，可惜语焉不详。有确实文献记载的疫苗制作是在中央防疫处成立之后。

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为儿童接种疫苗

科研条件落后如此，想在微生物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很难，只能是跟着国外往前走，仿制疫苗。从年仿制狂犬病疫苗开始，到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共仿制出约20种疫苗等生物制品（北平军管会接管时才10余种）。

这些疫苗全都是灭活疫苗（也叫死疫苗），都是通过动物原代细胞培养的。另外，除狂犬病疫苗外，其他都是菌苗（细菌类疫苗），如所谓老“八大产品”中的赤痢疫苗、霍乱疫苗、伤寒疫苗、淋病疫苗、葡萄球菌疫苗、链球菌疫苗、肺炎疫苗、鼠疫疫苗，全都是菌苗。

实验室中分装鼠疫活菌菌苗

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显微镜只能看到微米级的细菌，而看不到纳米级的病毒。尽管早在19世纪末巴斯德就已发现了狂犬病毒，但在年第一台商用电子显微镜在西门子问世之前，要发现病毒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先用细菌过滤器把细菌过滤掉，然后经过复杂的实验室培育过程后，在暗格显微镜才有可能看到。这是当时病毒类疫苗少而又少的一个主要原因。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在—年这30年中，生产的疫苗大多先后被淘汰了，唯有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如常青树一样，留了下来。

齐长庆等分离出的天花病毒“天坛株”、培育的狂犬病毒“北京株”，汤飞凡指导朱既明等分离的青霉素，至今还在造福人类；汤飞凡发明的痘苗乙醚灭菌法也传向世界，一直被运用。这说明，做疫苗等生物制品，如果没有科学研究，一味地仿制是没有前途的，甚至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我国生物制品仍然处在跟踪阶段，产品大多也是仿制的，但与旧中国相比有十分明显的进步。进步不仅表现在产品的数量从10余种增加到40多种，基本满足了国家防疫的需要，而且表现在科学技术上跟跑跟得紧了，国外有什么疫苗，中国很快就有了这种疫苗；国外有什么新技术，中国很快就学到了。特别是表现在跟踪中有了创新。

年4月29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址落成，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典礼上讲话

比如，第一个发现麻疹病毒是美国人，但中国的麻疹病毒是中国人自己分离出来的，先后有汤飞凡等分离的北京M9株、张菁等分离的沪株，发现的时间比美国仅晚3—4年；生产麻疹疫苗采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培养法，疫苗的质量是世界领先的。

诸如此类的疫苗因不是首创，可以说是仿制，但从分离病毒到制作方法，一切都靠自己摸索，说是创新也不为过。

我国70年代新研制出来的流脑荚膜多糖疫苗、地鼠肾乙型脑炎活疫苗、组分狂犬病疫苗等，在世界上也是不落后的。其中流脑疫苗、狂犬病疫苗是当时世界上新型的亚单位疫苗，其创新性毋庸置疑。年，各生研所有近40项产品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有近60项产品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

年12月，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章以浩作为“全球消灭天花验证委员会”成员在全球消灭天花证书上签字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快马加鞭、急起直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运用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基因工程技术研发出不少新产品。这一时期是我国生物制品从仿制跨向独创，从“跟跑”到部分“并跑”或“领跑”的飞跃时期。

一部百年中国疫苗史，经历了动物原代细胞疫苗、组织培养疫苗、传代细胞疫苗、亚单位疫苗（组分疫苗）到基因工程疫苗等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跨越都是科技进步使然。科技之水涨，疫苗之船高。几代生物制品人通过接力赛跑，终于有了今天的局面。

从科技上回顾百年疫苗史，对开启未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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