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易经》不易，《难经》不难。”其实《难经》的“难”应该读nàn，是问难、质疑的意思，不是困难的意思。

《难经》和《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并称中医学四大经典。这四部经典都是汉代成书的，《黄帝内经》是西汉成书，其他三部都是东汉成书。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全书共81个问题，采用问答方式。每一个问题采用的方式都是用“曰”字开头提出问题，然后用“然”字开头进行回答。但并没有说是谁问谁答。从《黄帝八十一难经》这个书名可以推测是黄帝问（当然是托名黄帝），作者回答。作者是谁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扁鹊。

扁鹊，原本是黄帝时代的一名神医，因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超，而被大家称为扁鹊。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为扁鹊秦越人立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秦越人，是渤海郡鄚（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医疗经验丰富，长于脉诊。秦越人带着弟子不辞艰辛，周游列国，行程数千里，为了济世救人，随俗为变。他到邯郸时，得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到洛阳时，得知当地人敬爱老人，就做了专治老年人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得知当地人喜爱孩子，就做了治小孩疾病的儿科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全科医生”。他在虢国曾经用针刺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在齐国曾准确判断齐桓侯疾病所在部位。他不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且擅于运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各种方法。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天下人称为神医“扁鹊”。也正因如此，所以遭到秦国的太医令李醯的嫉恨，最后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

扁鹊在医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脉诊。《史记》称赞他是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淮南子·泰族训》也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其实扁鹊对望闻问切四诊都是很精通的，他可以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变化，尤其在脉诊方面更是神奇，他发明了三部九候脉诊法，对其中的寸口脉诊多有体会，这些在《难经》里可见一斑。

那么《难经》究竟是不是扁鹊创作的呢？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关扁鹊的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没有提到《难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已经佚失。可喜的是年从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支医学竹简，后被整理成九部医书，其中部分医书，专家认为就是扁鹊学派失传的医书。竹简中出现的“敝昔”两字就是“扁鹊”。

《八十一难》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难经》的书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第一次明确提出《难经》是秦越人所作的人是唐代的杨玄操。从内容上看，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曾引用了《八十一难》文字，这些文字与今本《难经》互有出入。晋代王叔和《脉经》收录了一些《难经》原文，但这些原文均不见于今本《难经》，估计另有传本。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曾注《难经》，这是已知的《难经》的最早注本。唐代杨玄操就是在吕广注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次的。北宋翰林院医官王惟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勘。后人整理成《难经集注》，成为通行本。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或否定《难经》就是扁鹊作的，但从《难经》诊脉、经络等内容看，与扁鹊是有关系的，至少可以看成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难经》采用问答方式探讨了中医学的81个问题，内容涉及脉诊、经络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里面提炼出来的，是对《黄帝内经》一些重要理论的发展，有很多观点是首创，所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的“羽翼”，和《黄帝内经》等并列入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难经》全书81难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1难至第22难讨论脉诊，第23难至第29难讨论经络，第30难至第47难讨论脏腑，第48难至第61难讨论疾病，第62难至第68难讨论腧穴，第69难至第81难讨论针法。《难经》首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脉诊方面，首创“独取寸口”的切脉方法。“寸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中医在手上桡动脉把脉的地方。这就把原本需要全身“三部九候”的脉诊法大大简化了。原来的“三部”就是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每部又各分天、地、人三候，共九候。而《难经》提出只需取中部手上的寸口就可以诊断疾病。把全身的“三部九候”简化为“寸口”的“三部九候”。即把医生三根指头按压的部位分为寸、关、尺三部，每一部位又根据按压的深浅分为浮、中、沉三候，共九候。两只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心、肝、肾和肺、脾、命。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全息诊断方法，几千年以来一直被中医所使用。

第二，在藏象学说方面，创立“右肾命门”的学说，突出肾—命门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命门”指眼睛，可《难经》却第一次提出右肾为命门。《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这一观点为后世医家广泛运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建立了以“肾（命门）—元气—三焦”为轴心的整体生命观，在中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经络学说方面，第一次提出“奇经八脉”的概念，完善了奇经八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阳跷脉、阴跷脉）的循行理论，对奇经八脉的生理功能、病理证候等作了系统阐述。此外还对《黄帝内经》的十二正经理论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十二正经理论更加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这样正经十二脉和奇经八脉构成了经络学说的主体。《难经》首次提出“八会穴”的名称，对八会穴的临床主治作了论述，还完善了十二原穴、五输穴、俞募穴等特定穴位的理论及临床运用。

第四，在针法方面，首创“泻南补北”法，确立“补母泻子”法。这是《难经》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提出的整体防治方法，反映了天人相应、内外统一的整体观。所谓“泻南补北”，就是对于肝气实、肺气虚的病症，采用泻心火（南为心火）、补肾水（北为肾水）的方法来治疗。这是《难经》第一次提出来的方法。所谓“补母泻子”，就是对于某脏（经）的虚证用补其母脏（经）的方法治疗，对于某脏（经）的实证则用泻其子脏（经）的方法来治疗。“补母泻子”是《黄帝内经》提出的，《难经》作了完善补充并作为一个原则被确定下来。

总之，《难经》虽然篇幅很短，只有多字，但对中医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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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年7月17日第6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